未来10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即使以年均1.5%低速增长，2020年也将突破4000万人，而届时，中国18至22岁人口只有4250万人。

在30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到大众化，并将提前进入普及化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呼唤高等教育发展要转型，呼唤各级各类高等学校的定位与结构要作出重大调整。

上述观点，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胡瑞文研究员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新型国民教育体系构建与公平教育实现机制研究”的成果之一。过去一年多，该课题组采集相关信息近千万条，经过整合、归纳及交叉分析，形成了一系列对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与人才供求状况具有警示意义的判断。

人才供求态势已然逆转

“大学毕业生早些年在成人就业中只占1/10，将来要达到1/2。所以，他们不仅要做白领，还要做蓝领，不仅要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还要更多面向民营企业，面向三四线城市和农村，面向所有行业和所有职业。”胡瑞文说这番话的背景，是人才供求态势在高等教育向大众化的迅速发展中，已经发生了大逆转。

1991年至2000年，大学每年毕业75万人，只够白领岗位需要补充人数的30%，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时期;2001年至2010年，大学每年毕业340万人，进入白领岗位的比例降为70%左右，供大于求的就业难初现;2011年至2020年，大学每年毕业700万人，进入白领岗位的比例将继续降至55%左右，就业难加剧，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做知识技能型的工人、农民和第三产业从业者，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将在这些普通劳动者的成长过程中崭露头角。

“普及化阶段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将不再是这个职业不能做、那个职业不能做的问题，因为现实不再有足够多的令他们心仪的岗位可供选择。近年来，社会有识之士一再希望大学生要认清就业形势，调低就业期望值。”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认为，鼓励大学生勇于从最基层做起，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方面。

“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再一次把高等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杂志常务副总编姜嘉乐说，就业导向问题，在很多大学特别是“211”、“985”院校往往回避。这些院校在办学观念上觉得自己应该是高端的有贵族气的。实际上，在普及化阶段的就业导向问题上，所有大学都不能回避。

人才供求的环境已经改变，可是高等教育的精英导向及其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没有改变。很多大学不甘于培养目标重心下移，依然定位在培养杰出人才、创新人才和拔尖人才，把自己打扮成北大、清华的追随者，要“升格做一流大学”，不仅集中精力抢生源、争排名，而且热衷于专科院校升本科、本科学院更名“大学”、教学型本科院校申报学术型硕士及博士点授权单位之类。

“大学宏观的培养定位不能再用单一精英教育的模式统领，这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胡瑞文说，这个培养重心理应下移却严重滞后，对大学生就业会产生越来越不利的影响。麦可思公司对大学生就业连续五年的跟踪研究，强调大学要在调低培养规格的基础上调整专业结构并确保课程质量，这种办学观念的转变对大学生就业意义重大。

学科专业凸显比例失调

未来10年，从吸纳新就业人员总量和大学毕业生的去向预测分析，需求量大的岗位主要是工业、交通、建筑、农业、商业服务等实体行业和生产第一线的高中级技能型岗位。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大学还只是专注人才培养规格的升级，加剧着人才供求的结构性矛盾。

在大类学科招生方面，2010年大学(指本、专科，下同)招生数是1998年的6.3倍。其中，管理学科招生154万多人，是1998年的11.9倍;艺术学科招生46万多人，是1998年的11.2倍。与之相比，农学科招生12万多人，是1998年的3.7倍，占大学总招生数的比例从1998年的3.7%降至1.8%。

在中类学科招生方面，2010年计算机类专业招生43万人、外语类专业招生36.3万人，这些工具类学科严重超招，供大于求均成定局。

在小类专业招生方面，以会计学和财务管理为例，2010年招生50万人，是1998年的10倍。而据全国人口普查，全国财会专业人员岗位总数2010年为840万人，比2000年减少了30万人。这类专业的出路同样堪忧。

麦可思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大学的法学类、外语学类、新闻学类、秘书学类、艺术设计类、计算机软件类专业仍在大量招生，而对口生产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基础工种岗位的专业招生数量严重不足，这种人才供求脱节的现象尚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

以新闻专业为例，1998年这个专业有78所院校招生共计5920人，同期在岗的新闻采编和节目主持、播音、录制人员有21万人;2010年有500多所院校招生共计7.5万人，同期在岗者有24.6万人，十多年时间从事新闻专业的岗位只增加了17%，而全国大学的新闻专业招生却增加了12倍，大学在扩招中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可见一斑。

胡瑞文主持的课题组运用中美人口普查数据对中美人力资源的现状进行横向比较发现：2010年，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比美国仅低1.2年，而工人、农民、第三产业从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则分别比美国低3年、3.6年和2.8年，也就是说，蓝领阶层在美国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体，在中国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这个格局，20年来没有变化。尽管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连年都有数百万人，可蓝领阶层的文化程度却无明显提升，这个问题正在成为产业升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大障碍。

    能否从修订《高等教育法》开始

“按照招生数逐年递增的速度预测，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接近或超过50%，2030年会达到75%或80%，美国现在是82%，韩国是91%，这是教育发达、文化水平提高、竞争力增强的一个标志。”胡瑞文不赞成“为了缓解就业难，应该少招生”的观点。他说，随着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来临，大学生就不再是精英了，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要在普通岗位做普通工作。未来10年，82%的大学生要到行业和企业就业，蓝领将成为大学生新的重要的就业空间。

“现在读文科的人太多。从扩招12年间各大学科的招生比例看，管理学科从12%增加到23%，艺术学科从4%增加到7%，这也是造成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胡瑞文一向不赞成设置管理专业，因为管理人才需要阅历与长期工作经验，到一定时候管理人员会进入相关学校接受培训，而让20岁不到的人学管理，由于他们不懂行业、不懂技术，企业管理是用不上的。他认为，当前定位于研究型的大学约占大学总数的20%，明显偏多。因为大众化阶段需要90%以上的大学以就业和教学为导向。

面对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快速推进和人才供求急剧变化的发展趋势，胡瑞文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高等教育法》第五条作出调整，把“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修订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和高技能劳动者”。如此重新定位高等教育的任务后，大学就应该以社会需求为依据，以人才培养目标重心下移为导向，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

胡瑞文说，1998年《高等教育法》制定时，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处在精英教育阶段。目前，与时俱进地修改这项法律的相关条款，推动各大学科学定位、合理分工、办出特色，将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

为此，胡瑞文呼吁，要通过宣传教育和讨论，统一大学领导班子对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必要性的认识，转变长期以来偏重精英教育的传统观念，推动各大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自身条件，修订规划，对自身科学定位;增强广大教师面向大多数学生和人才市场需求的大众化教育观念，提升与用人单位合作开发与指导学生实习、实训的能力;所有大学从新生入学开始，就要对大学生进行大众化教育形势下转变就业观念的教育;各种媒体也应引导社会舆论，帮助广大家长相应地转变观念。

同时，公共财政资源要更多地向高职院校倾斜，向主要面向艰苦行业、职业的学科专业倾斜;加大公办、民办职业类院校和社会急需的学科专业学生奖助学金的比例和强度;缩小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在办学条件、财政资助等方面的差距。继续从严控制大学升格，继续从严控制新设毕业生明显供过于求的本科专业，调控就业率低、供大于求的本、专科专业和学术型研究生的年度招生比例。所有的高职院校必须把培养知识、技能复合型劳动者作为学校的主要培养目标。

“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包括培养目标、专业结构，所有的舆论观念和期望都不能还停留在精英化那个年代。”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陈光说，大学毕业生应该明白自己不再是什么骄子，而是一个普通劳动者。韩国首尔多年来85%的新增劳动力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包括出租车司机。我们的大学不能再有往研究型行列里面挤的冲动了，市场对大学的要求是办出特色。精英阶段强调专业设置的对口，同样，大众化阶段也要研究如何对口的问题。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