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山西等省的腐败堡垒相继被攻破，随着副国级的苏荣和身份微妙的令政策近期相继落马。此轮大规模反腐渐入“高潮”同时提升了人们对反腐的预期。可以说，时至今日，已经少有人怀疑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决心了

中共领导人对于“腐败亡党亡国”论述不绝于耳，自邓小平以来。但真正把它上升到亡党亡国”高度，从而将反腐作为一种战略，而非仅仅一种策略的可能只有习近平。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用这种霹雳手段强硬推进反腐？

腐败是对公权力的滥用，依照一般定义。并因此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行为。贪腐只是其中最为人所痛恨的一种。中国目前的腐败，除了具备腐败发生的一般特点外，也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有关。这个大转型、大变动时期，思想的混乱、道德的沉沦、纪律的松弛、信仰的消失、制度的虚无使得人们一切向权力和金钱看齐，金钱是社会真实的拜物教。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系、美色等交换金钱，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民腐败的环境。

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因此，制度缺失和监督匮乏的情况下，也就非常容易把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变现为金钱。媒体曾以120个省部级腐败高官为样本，指出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何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理论界还有一局部人鼓吹“腐败有理”或“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论调，为官员的腐败扫清理论的障碍，使得官员腐败起来也“理直气壮”

贪腐金额就能达几千万甚至上亿；一个副局级官员的家里，这样的客观环境造就了亘古未有的惊人腐败—动辄一个小小的科长。竟然搜出现金上亿。所谓乱世当用重典，不用重拳无疑已缺乏以遏制这股祸乱全社会的腐败势头。

包括美国在内，而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腐败的大量滋生是从激进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都曾出现过的现象。就此而言，中国的腐败似乎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可称之为转型腐败。然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一党执政的国家，腐败带来的危害直接针对执政党、侵蚀执政党的权力基础。

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时就曾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时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黑格尔所讲的实际就是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这种“文化”氛围中，腐败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目前的中国就是如此，这也是当前腐败现象的可怕之处。

腐败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表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腐败导致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首先。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使得公众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认识迅速提高，容忍度降低；

腐败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次。因为腐败把资源配置在不该配置的地方，从而造成经济扭曲、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

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第三。腐败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司法等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士气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例如。原本应该为社会和民族培养健康的心灵和独立的人格与心智，而大面积的腐败损害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地方，腐败损害的就是社会健康的肌体；环境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生存的物质基础，腐败损害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土壤；司法公正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腐败损害的社会正义的根基。而上述种种，原本是支撑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

古今中外因腐败失控而致政权败亡的事例实在太多。中国历代王朝无不毁于腐败而来的治理失败，从历史来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腐败会加大迸发全面危机的风险。这样的教训都警示着必需对政权刮骨疗毒，真正提高其对腐化的免疫力。

强力反腐同样有面向未来的特殊效果，小惩大诫的经验教训总结之外。那就是推进改革。反腐与改革是习近平总体战略的一体两翼”或称“两个拳头”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在改革因利益而遭到既得利益集团顽强抵制甚至锁定的情况下，就必需通过反腐打开缺口。这也是此番反腐力度不时加大的原因。

大幅提高政权的执政和治理能力，要重建执政党的合法性。推进改革向预定方向前进，重拾民心，都决定了习、王肯定以强硬姿态反腐败。反过来，以改革以来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之强硬，这场反腐大戏势必无法很快落幕，这之中固然有不同集团的生死斗争，制度的重建仍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更是漫长的过程。